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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哲学意识的诗性阐说及诗兴精神

古典文学哲学意识的诗性阐说及诗兴精神

卫芳

摘要: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既是艺术美的载体,又是哲学意识的诗性阐说。它们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照、儒家积极向上的精神张势、佛禅观照世界的圆融与哲思、道家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滋养以及“兴于诗”的“诗兴”精神,呈现了一种理性精神空间,折射了一种充满自由的诗意人生境界。

关键词:古典文学;哲学意识;诗性阐说;诗兴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10)06—0162—03

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既是艺术美的载体,又是哲学意识的诗性阐说。儒道佛对文学具有显而易见的规范作用,哲学意识和文化思潮的变化往往在核心层面改变着古典文学的本质和面貌。古典文学蕴含了作者一生的理想、追求、情怀,感发人的意志,飞扬着浓郁的“诗兴”精神,同时也折射出哲学思想的光辉,蕴含着精湛的人生哲理和思想。

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照和儒家积极向上的精神张势

“天人合一”是东方人普遍性的一种思维方式。尤其在中国,以儒家为例,《易经》中有“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庸》有“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而且从人际道德关系推衍到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提出“爱物”的观念。《易传》把孟子爱物的思想概括成“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天地自然,把仁爱精神推广到大自然中,以宽厚仁德包容与爱护自然万物,使人类与宇宙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宋儒张载进一步提出“天地万物一体”之说,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也充分反映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受天人合一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诗人在自然面前,放弃了理性的生硬和意志的骄傲,甚至放弃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心态,将自己与自然化为一体。不论是《诗经》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移情,还是杜甫山水诗与万物“尔汝群物”的拟人,或是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庄周化蝶,甚至是苏轼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将自己融于自然,并探得了大自然的生命底蕴。在他们看来,人来自自然又归于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手足、朋友,是可以晤淡、可以心心相印的友人。中国古典山水诗到了杨万里的“诚斋体”,“人”开始成为山水境界的中心。他将诗人的童心、赤子之心,淋漓尽致地在山水诗中挥洒。他的诗已经是儒家重视群体生活的反映,为山水诗抹上了一道世俗化的色彩。

中国的古典文学创作和诗歌评论几乎一直处在儒家哲学的控制之下。儒家的诗学方向基本上是围绕“礼—乐”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方向而展开的,儒家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使“诗言志”成为中国诗学传统的主流根本。“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他们强调诗歌既应反映现实,重视其社会政治教化作用,又应感物吟志,情景交融,突出其抒情性;情志并重,功利性与艺术性两不偏废。孔子对诗提出“兴、观、群、怨”说:“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由“兴”感发修身的意志,“观”风俗之盛衰,“群”合团结的作用,“怨”刺上政,可见这是孔子根据长期的文学实践经验所作出的对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功用和为礼教政治服务的价值的概括。它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也体现了儒家的积极向上的人世思想与文学是有紧密联系的。《易经》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所表现的“泰山”之志,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的投身国家的思想,历来是封建社会的士阶层的人生最终的目标。从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到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至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的古典文学充满了向上伸张的精神欲求,成为儒者远大抱负、精进生命的一种艺术载体,构成了历代儒士积极向上的精神张势。

儒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忧患意识发展史。忧患意识是古典文学创造和传播文化的内在动力之一,中国古典文学充满浓郁的忧患情调,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忧患史,以及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献身精神以及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批判精神,也体现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成为文学作品的灵魂。

二、佛禅观照世界的圆融与哲思

在古典诗史上,诗与佛禅结缘日深,诗禅的关系是一个显着的文学现象。“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好问的这两句诗,道尽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与禅密切相关的玄机。以禅人诗,以诗喻禅,诗禅互通,为中国古典诗歌展现了一个空灵生动的艺术新境界。本来以“言志”、“抒情”、表现个性、再现生活为己任的诗歌,从此被赋予传达佛理、表现悟境的新使命,禅与诗因“悟”而心有灵犀一点通,诗歌为佛教留下了无限的空间,佛学为美学开辟了巨大的疆域,“诗赋予禅以艺术的形式;禅赋予诗以内省的功夫,以及由内省而带来的理趣”。

佛教教导人的是怀出世之心行人世之事,充满悲天悯人的色彩,然而在传人中国之后,它却渐渐朝着哲学化方向演变,更多地倾向于人与自然的终极关怀,比如唐宋时期杰出的禅师创造出的禅宗。“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并将佛教的义理发挥到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的结果。静穆的关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千百年来,对于无数而对庭前花开花落、俯仰天上云卷云舒,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文人士大夫们来说,禅宗是他们寻求人生智慧的独特路径,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禅宗凝聚着东方智慧,禅宗以其对个人生命和心灵的关注,以其对真实人生的追求,越来越成为安顿精神的清凉家园。

许多优秀作家都在禅宗中找到了一条回归精神家园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轼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一个缩影。苏轼一生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会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人生境界。他先从儒家人手,后感兴趣于道家,最后以佛禅思想超越贯通,如温润之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苏轼作文的思路就如万斛之源泉,滔滔不绝一泻千里,这种无滞无碍、任意自然的思维方式,正是佛家的“无住”思想促使的变化。苏轼吸收并达到了禅宗所提倡的立身处世的态度,即淡泊于世事,以平常心对待一切。这使他一生都能保持乐观,无论多么坎坷依然胸襟坦荡,既不完全地出世避世,也不执着地人世媚世,而是万事皆随缘自适。儒家的人世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旷达,又使他淡泊名利, 在逆境和日常生活中从容自如;禅宗的彻悟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形成了他执着于人生而不执着于得失,热爱事业又不热衷于进退的思想。

三、道家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滋养

道家文化以浪漫气质为血肉的美学思想,成为中国文学的精神资源。道家美学中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与庄子的“无用之用”观念,都诉求于主体的精神自由,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庄子对浪漫主义美学影响深远,它以自身雄奇奔放、瑰丽无羁的艺术风格标示出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道家美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探索与追求活泼泼的自然本性、活泼泼的自由个性、活泼泼的宇宙生命。这实际上是将自我从现实世界的拘泥中超脱出来,使人的精神不断升华,以与宇宙精神相契合,然后从宇宙的整体高度上来感悟洞悉人的现实存在。它极大地启发了历代的诗人与哲学家、文论家与思想家,使他们在理论认识上,以至创作实践上,体现出作为主体心灵之学的艺术规律与艺术特征。

“物化”诗境的哲学思想正由庄周梦蝶故事作为开山,体现了道家以“自然”为主位的价值态度,凸现了“人”的生命自由问题。庄子和惠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一段辩论,正是对儒家观物心态的一种转换。在崇尚自然和自由的道家看来,人不仅没有理由把自己的欲念计较之心,投射到自然上去,而且不应该把自然拟人化,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放弃自我,化为自然。要想知道鱼的快乐,就应该把自己化为鱼。陶渊明以其哲人的睿智,在社会与自然的对立中选择和皈依于自然,庄子哲学的深层意蕴在他那里得到了最佳诗化,他最喜爱的“归鸟”意象,正是皈依大自然而获取生命自由的象征。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作者正是调动诸般直觉感受与理性思维才共同构成诗的理趣。诗人不是直接表达对春天的喜悦,而是放弃了自我本位,化入自然,像自然一样生活、一样生存,把他的感觉,转换成大自然中生物的感觉,通过大自然本身的生命律动来体现。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这正是庄子所代表的道家观物心态,以自然的方式去看待自然。

有无相生的艺术辩证法,其实是对老子哲学思想的引申和借用。优秀的文学作品善于营造这种若有若无的境界。“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有和无互相衬托形成“鸟鸣山更幽”的境界。“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有无转化,则可以达到“大音希声”的境界。有无相生的辩证法还能形成含蓄朦胧的艺术美。钱钟书认为,艺术虽然不是老子的“道”,在文学艺术中却常常碰到像“道”一样朦朦胧胧的情形,因此不妨借用。像“道”一样朦胧恍惚的艺术境界里蕴涵的恰是最丰富的形象和情感。艺术作品中往往有很多空白,唤起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去填充的好奇,这样形成的艺术美既明晰又朦胧,好像实际存在但又不可捉摸。

道家文化善于从相异于儒家的角度来观照社会、人生,抛弃了儒家的人类自我中心的狭隘观念,以宽阔而平等的视角来审视人和物,主要是通过揭示人与物(自然)的统一与联系来高扬人作为类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从而赋予历代优秀作家以辩证思维方式和智慧的启迪,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意境开辟了新天地。

四、古典文学“兴于诗”的“诗兴”精神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又是一个有诗教传统的国家。三千年的中华诗歌,既是三千年的诗史,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社会史和人类思想发展的心灵史,对人的影响很大。教育家孔子就提出了诗教对人的素质培养的重要作用。孔子认为诗乐正是培养高尚人格的最好方式,为此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着名观点。孔子强调,《诗》作用于人生教育,首先在于它的感发志意,通过这种潜移默化,使人们在社会上渐渐地知晓礼义。所谓“成于乐”,是指音乐可以帮助人们深入人性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道德的最高层次。与此相连,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兴观群怨”之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孔子对于《诗经》经典意义的高度概括,认为诗歌具有鼓舞、团结、批评人等的作用。

所谓“诗可以兴”,是指诗通过“感发志意”的方式来启悟人。署名贾岛的《二南密旨》说:“感物日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而又情不可遏,故日兴。”诗是外感事物、内动情感而又情不可遏这一特殊状态的产物。从孔子与弟子论诗的资料来看,孔子对弟子的启悟也是从“感发志意”着眼的。《论语·学而》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日:‘《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而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是一种君子品德,但是还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后者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他的启悟下,子贡立即想到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句话,意为要达到最高的道德境地,就必须像雕玉一样,不断切、磋、琢、磨自己。孔子因此高兴地说,他可以与子贡谈论《诗》了。从这一段饶有风趣的对话来看,孔子与弟子论《诗》,首先是从感兴的方式出发,来启发学生,让学生通过艺术欣赏的方式来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小中见大,然后从个别的作品出发升华到把握带有普遍性的宇宙人生哲理。

中国古典诗人的长处就是对诗有精细的体会和深刻的感受,能够掌握它感发生命的源泉。叶嘉莹先生认为,“兴”是中国诗歌里真正的精华,是我们的特色所在。有的同学曾经问她学古典文学有什么用。她回答说,孔子说过,做人的大道理第一就是“兴于诗”。要知道“哀莫大于心死”,兴是一种手法,它能使你内心之中产生一种生生不已的活泼的生命。而诗,就可以给你这种兴的感发。先生指出中国诗歌的可贵传统是“兴于诗”,其基本精神是真诚和自由感发、联想。兴体是古典诗歌兴辞的基本形式,中国文学常常是以兴活感性为基本的修辞形式的。有人将比兴誉为中国诗词创作的基因。如果单从诗的创作而言,比,是诗人内心先有一种情感,然后再找一个外物来比,它是由心及物的。如秦观的“字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以纤细的笔触把不可捉摸的情绪描绘为清幽可感的艺术境界。关于“兴”的见解,宋人李仲蒙的解释是:“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它是指外物对诗人的感情产生启发作用的一种心理过程。兴,是先有外物,然后引起诗人内心的感动,它是南物及心的。《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用栖息在河畔的关雎这种水鸟来起兴,传达出诗人的独特意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可以在读者心中唤起具体的意象,“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则是触类而起的意兴,两件看来没有关联的事物之所以能被组接起来,就是感兴过程中的这种超常的兴发感动。这种兴发感动会产生深长的意味和余兴,令人回味无穷。

从先秦开始,古典文学就产生了《诗经》与楚辞为代表的优秀的诗歌,形成了以言志和缘情为互补的诗歌传统,形成了《诗》、《骚》并举的诗兴传统,孕育了中国人的乐天知命、生生不息的“诗兴”精神。“兴于诗”是一种性情生活,性情让人生有了精彩绚丽;“立于礼”是一种理性生存,理性使人生有了追求发展;“成于乐”是一种智慧的修养境界,智慧使人生有了幸福和价值。兴诗、立礼、成乐,不仅体现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积极用世思想,还表明孔子的艺术功用观,他高屋建瓴地将艺术与人格建构、审美与人生相联系,并努力追寻一种充满自由的诗意人生境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两大特点,即乐天知命,不断超越的精神。海德格尔说:“只有审美活动才是人类生存的家园,只有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中国古典诗歌通过牧歌式的山水田同生活,为诗人保持了洁净的精神圣土;通过“兴”的作用来抚慰诗人和读者的心灵,使人们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涤荡心灵,舒展精神,维持心态平衡,安顿漂泊灵魂,诗意地栖居在古中华大地

责任编辑:宋淑芳

出自: 《河南社会科学 》 201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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