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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皇后写经与东亚史料的开拓

光明皇后写经与东亚史料的开拓

韩昇

[摘要]上海图书馆保存一件有日本光明皇后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唐开元二十八年)五月一日愿文写经,这就是在日本被称为“五月一日经”的写经。这件写经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是杨守敬自日本携回文书,而是光绪十年至十七年(1884—1891)之间建报自日本购回的珍贵经卷。光明皇后自天平八年(736年)开始推进历时二十年的写经事业,并在国内广泛收集私人、寺院等公私收藏的佛经论律,乃至各种章疏,不论是否见于《开元释教录》着录,都借来抄写,从而建立起了本于唐朝《开元释教录》的日本奈良佛教一切经。这些海外古文书和史籍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及开拓利用海外史料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光明皇后 日本写经 五月一日经 正仓院 开元释教录

[作者简介]韩 昇(1957—),男,江苏省海安县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8-0123-08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批日本古代文书,计三十四卷,是20世纪50年代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移交的。1984年,上海图书馆曾经请敦煌文物研究所施萍亭、李永宁帮助鉴别编目。我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各地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的日本写经,并在国家社科基金和上海市哲社规划办立项进行研究,承蒙施萍亭介绍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批经卷,特别是其中收藏一件日本天平十二年(740年,唐开元二十八年)五月一日的光明皇后写经,被定为一级文物,格外引人注目。

光明皇后写经具有什么内容,此写经是孤立的还是一大批写经中的一件,其间经过如何,有什么意义,联系到中国各地收藏的日本写经,辨识真伪恐怕是首先要做的事,经过文献考订之后的这批写经,将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应该引起重视。

首先来看看这件光明皇后的基本情况。根据吴织、胡群耘《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附传世本写经及日本古写本》介绍,这件写经为《文殊师利问菩提经》。此经乃佛陀初得道于摩伽陀国伽耶山,文殊请问菩提发心时的说法,五胡十六国时,由姚秦龟兹三藏鸠摩罗什译出,虽然不是大经,但流传甚广,查现存最古的佛经目录《出三藏记集》,已见着录,隋至盛唐,亦即光明皇后之前最重要的三部佛经目录,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和唐智昇《开元释教录》亦有着录,可知在南北朝、隋、唐甚为常见。

文书为唐楷书,十分工整,纸上浅现乌丝栏底,每行均为十七字,一卷,装裱精美,卷末有光明皇后愿文。愿文与写经纸同,纸张接续处乌丝栏正相吻合,愿文与经文字迹相同,可知是同一人书写,抄经后接着写下愿文,一气呵成,卷末钤章,首尾完好。此卷传入中国收藏者手中后,相互观览流传,于卷末续粘数纸,各书跋语,纸张与日本写经迥异,一目了然。

光明皇后愿文比经文低四字,自抑谦恭,愿文十一行,大体为十四字不等,兹依其格式移录于下:

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为尊考赠正一位大政大臣府君尊妣赠从一位橘氏太夫人敬写一切经论及律庄严既了伏愿凭斯胜因奉资冥助永庇菩提之树长游般若之津又愿上奉 圣朝恒延福寿下及寮采共尽忠节又光明子自发誓言弘济沉沦勤除烦障妙穷诸法早契菩提乃至传灯无穷流布天下闻名持卷获福消灾一切迷方会归觉路。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记(印)

(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为尊考赠正一位大政大臣府君,尊妣赠从一位橘氏太夫人,敬写一切经论及律。庄严既了,伏愿凭斯胜因,奉资冥助,永庇菩提之树,长游般若之津。又愿上奉圣朝,恒延福寿,下及寮采,共尽忠节。又光明子自发誓言,弘济沉沦,勤除烦障,妙穷诸法,早契菩提,乃至传灯无穷,流布天下,闻名持卷,获福消灾,一切迷方,会归觉路。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记)

据此可知,光明皇后为其亡考妣抄写一切经,祈求冥福,并镇护朝廷,消灾去难。

晚清中国驻日本使馆任用文人襄赞事务,其中不乏饱学儒生,公使亦多为名高一时之士。光绪六年(1880年),杨守敬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赴日充当随员,在日本搜求中国古籍珍本,兼收日本写经,携回中国,撰写了《日本访书志》一书,声名大噪。杨守敬搜访古籍,同时也做些文物生意,他购买回国的古籍经卷,有一部分散落各处。1963年10月,杨守敬后人将《历代舆地图》和《水经注图》两书板片全部捐献给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后来转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最近,湖北省博物馆出版了所藏杨守敬携回日本古写经,看来日本古文书之大宗亦在捐献之列。至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乃至民间所藏,未见调查统计,情况不详。但是,因为杨守敬在收购日本古书经卷方面名声甚大,所以,不少学者很容易将各地馆藏日本文书视为杨守敬携回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批日本古写经亦如此。其实,日本古代文书流入中国,不始于杨守敬,也不限于杨守敬所搜购者。上海图书馆藏日本古文书,不全与杨守敬有关。

在近代,日本民间收藏的古代文书乃至宫内珍品流人民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崇拜西洋,立志洗心革面全面西化,视东方传统文化为“脱亚入欧”的绊脚石,弃之如敝履。晚清到日本的文人,见到国内不曾见到的珍本,贱价抛售,识货者随即收购携回,故国内纷传此情况,杨守敬赴日之前不但已有所闻,而且亲眼见到,他在《日本访书之缘起》中说道:

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鬻于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犹忆前数年有蔡姓者载书一船,道出宜昌。友人饶季音得南宋版《吕氏读诗记》一部,据云宋、元椠甚多。意必有秘笈孤本错杂于其中,未知流落得所否?今余收拾于残剩之后,不能不为来迟恨,亦不能不为书恨也。

杨守敬到日本时,乃日本明治十三年(1880年),书肆古籍价格尚贱,故他迅速搜购一大批,但日本购求者往往出价竞买,古旧版书籍货源日少,价格渐高,以致连明版都被视为珍宝,不易购得。最重要的是日本不久从全盘西化向尊重传统有所回归,官方机构和旧家古籍卷子不再流出,到明治后期,要在市面上购得珍本变得相当困难。光明皇后写经,应在明治中期以前从日本购得。

上引光明皇后愿文之后,有中国收藏家的跋语,是在日本写经卷末用中国纸粘贴接续,第一个跋语(以下称跋语一)说:

建赧同年自日本归,出唐写经百许种见示,独此卷首尾完具,末题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当唐开元二十八年也。考日本灵龟二年,当开元四年,八月遣吉备真备、阿部仲麻吕、僧玄肪使中国留学,至天平七年,开元廿三年,而还,献乐律及藏经,至十三年,遂下诸州写经造(塔)之令。盖自庆云、和铜以迄天平、神护、景云七八十年之间,写造最盛,神龟、延历而后,风气少衰,彼国旧传善书之人日嵯峨天皇,日橘逸成,日宏发大师,

日小野道风,日参议佑理卿,日大纳言行成,皆历世所珍。此卷书皇后藤原氏光明子为尊妣赠从一位橘氏太夫人,其诸橘逸成之所书欤?唐代写经人书在当时别是一种,虽工拙不同,而千手如一,大抵开元前多褚法,天宝后见似颜清臣、徐季海,殆亦风会使然。至宋而其法遂微,元明以来益无有能为之者。而流传异域,至今不绝,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即艺事之微亦足慨已。光绪十七年岁在辛卯正月廿二日武进费念慈。

此跋语作者对于日本文化史颇为熟悉,看来甲午战争之前,江浙一带士人对日本国情历史已经相当关心。但是,他仅凭一件光明皇后写经,便推测写经者出自光明皇后母亲娘家橘氏,显然不对。当然,他见不到其他写经,不足深责。跋语透露一个重要的情况,以及此件写经是由“建赮”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初自日本带回来的,当时带回的日本写经有一百多件,唯此件首尾完备,最善。由此可知,此件写经不是杨守敬带回者,可获证明。同时还可以了解到江南人士到日本购求书籍经卷的情况。

上述跋语一之后接着还有跋语二,文称:日本写经之风,莫盛于唐开元、天宝时。盖彼国数遣使至唐,其时效慕华风,倾诚悦服,亦如今日之崇重西法,故凡有写经概以唐目之。宋元以还,此称不替。然其字体之浓纤厚薄,亦可以时代求也。此卷首末完具,末题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正当唐开元二十八年。以余在东倭所见经卷数百种证之,其为天平中所写无疑。光绪庚寅。

建霞太史往游日本,与余盘桓月余,所得经卷颇多,灵鹣阁中要以此卷为第一,斯足珍已。辛卯夏日,余还京师,适装潢成卷,因记其后。遵义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7),亦是好古之士,曾任驻英、法、德、日四国参赞,光绪中两度出使日本,特别是在光绪七年(1881年),也就是杨守敬到日本后的次年,自驻英使馆参赞升任驻日公使,因闻杨守敬才干而挽留他主持刻印《古逸丛书》,帮助访求古籍甚多。光绪十年(1884年),《古逸丛书》刊刻完成。同年,杨守敬回国任黄冈教谕,黎庶昌依然在日本任上。黎氏在日本多年,访求古籍文物,见多识广,他鉴定此件光明皇后写经为日本天平年间写经,固然是一力证,最重要的是他证明了此卷购自日本的经过,购者“建霞”与他稔熟,在日本搜购古籍时曾与他“盘桓月余”。跋语第一段作于1890年,次年,他回京师,再度见到同年回国的建霞,光明皇后写经已经装裱完成,故他又补了第二段跋语,证明建霞众多经卷中以此件为最。黎庶昌的跋与前引费念慈跋可以互为印证。

“建赮”亦即“建霞”,“赮”虽与“霞”通,然径写作“霞”,大概是黎庶昌的笔误。建赮得此卷,应在杨守敬回国之后,也就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至十七年(1891年)之间。前面推测在日本大量搜购古籍文物当在日本明治中期以前,正相符合。此时已属于杨守敬所说的“收拾于残剩之后”,故建赮所得百来件卷子,仅此件首尾完具,弥足珍贵。根据在上海图书馆调查跋语,可知此卷乃建赧得自日本古刹,装潢精美。显然,为了粘贴中国文士跋语,他裁断卷尾,粘贴于后,重新装裱,这就是黎庶昌所谓的“适装潢成卷”,时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而且,建赧还为后来观览者题跋留下许多空白,故辛卯岁跋语以黎庶昌压轴,此后尚有光绪十八年(1892年)、十九年(1893年)、二十五年(1899年)的跋。看得出建赮获得这批经卷,兴奋不已,收藏于阁中,号为“灵鹣阁”,尤以此卷子为镇阁之宝,故常邀名士观赏,例如光绪十九年三月曾同邀贵阳陈田、陈榘,江阴缪荃孙,丹徒丁立钩,瑞安黄绍箕,嘉兴沈曾桐,元和王同愈等人观赏,记于跋中。

由上可知,此卷子流传中国的过程清楚,乃建赮于1891年自日本购回,后转归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于20世纪50年代划归上海图书馆珍藏。

黎庶昌证明此卷子为日本天平年代写经,费念慈推测是日本古代名门橘氏所书,建赧视若至宝,究竟此件真伪及其价值如何呢?

首先需要纠正费念慈跋语所谓的“橘逸成”和“宏法大师”。他所罗列者,乃号称日本“三笔”的嵯峨天皇、橘逸势和弘法大师空海,为日本古代书法家之代表。然而,光明皇后的母亲并不是橘氏,而是县犬养橘三千代。

所谓光明皇后写经是指经卷尾处有光明皇后愿文的写经,在日本留存甚多,根据现在所做的调查,可以判明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落款署为“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的经卷,称为“五月一日经”,此经在卷末写有跋语,与上海图书馆馆藏卷子文字完全相同。

第二是落款署为“天平十五年五月十一日”的经卷,称为“五月十一日经”,其末尾跋文作:

维天平十五年岁次癸未五月十一日,佛弟子藤三女稽首和南十方诸佛诸大菩萨诸贤圣众弟子,孝诚多爽,怙恃夙倾,四节有递践之期,千载无重承之望,仰托慈悲,庶展哀感,奉为 二亲魂路,敬写一切经一部,愿以兹写经功德,仰资 二亲尊灵,归依净域,曳影于(者见)史之宫,游戏觉林,昇魂于摩尼之殿,次愿七世父母六亲眷属,契会真如,驰紫舆于极乐,薰修慧日,沐甘露于德池,通说有顶,普被无边,并出尘区,俱登彼岸。“五月十一日经”现知仅存《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九(龙光院)、《自在王菩萨经》卷上(海龙王寺)、《不空了魃癖湔嫜跃肪淼诰牛ā豆啪獍纤婕肌饭壬喜兀ⅰ冻彰魅辆肪砩希ㄖ髟海ⅰ对影⒑肪淼谪牛ń鸶辗逅拢┖途淼谒氖澹ㄐ〔质詹乇4婊幔ⅰ侗鹨朐影⒑芬痪恚ūρ纤拢ⅰ墩畲怼返谑耍ù蟮滤拢┚啪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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